建议设立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第2页

当前的经济数据已经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几年来的低谷，官方（统计局）公布去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9%，基本完成全年7%左右的目标。传统三驾马车均处于下行趋势中，投资、消费等数据持续下行，尤其房地产投资已接近收缩，出口数据也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预计今年GDP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行至6.5%-6.7%，而这个目标完成也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从经济走势来看，预计2016年经济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一方面，GDP锦标赛的主要参与者地方政府受制于债务约束难以施展拳脚，另一方面，考核机制的转变等原因导致基层官员中出现不作为现象。重建合理的激励相容制度是“十三五”的关键任务。这包括但不限于地方官员升迁机制的逐步完善：从GDP锦标赛，到改革锦标赛，再到“能上能下”，才有可能激发新的动力。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因此3%的赤字率红线有可能出现调整，一方面政府可能大量增加投资，推动更多有效投资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减税的空间也相应增大。与此同时，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房地产库存依然高企，这些都成为压制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第二个风险则来自于信用风险的快速累积。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快过剩产能的去化以及房地产去库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实体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稳定。去年中钢股份、云煤化、山水水泥等多起信用事件接连爆发，已经预示着信用风险在持续积累。如果今年供给侧改革的执行力度较大，决策层打破刚兑和清理“僵尸企业”的决心较强，债券违约或将呈增多。虽然短期这些信用事件更多是个案，但一旦量变引发质变，叠加上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可能就会带来系统性的震动。

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地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我们预计今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四万亿至五万亿。与此同时，地方版的资产管理公司试点省份扩容也会成为盘活资产、化解风险的措施之一。

改革的各元素之间

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未必能形成有效配合，形成一个内部的不相衔接的错层。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跟上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至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内部不相衔接的错层，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地暴露。

因此第三个风险来自于金融改革推进不协调带来的冲击。金融改革是其中最为复杂的改革，但实际上过去两年来金融改革反而成为倒逼其他改革的最快变量。快改革下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预期，但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配套改革推进未能跟上反而可能使得风险得以放大，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产生。

还有一个风险来自于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空间缩小。2015年，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宽松力度均超过以往。从2014年11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从定向宽松转向全面宽松，已经经历了6次降息和4次降准。去年前十月，新增人民币信贷约10.4万亿，已经超过2009年全年的9.6万亿，10万亿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同时，通过国开行专项债投入约3-4万亿。社融增速的12个月移动平均同差在扩大，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同差已经开始上升。正是在这超强宽松力度下，实体经济的融资利率终于出现的趋势性下行，银行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经基本回到2010年的水平。

美元加息冲击波

全球化下的风险，其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外依存度，这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而2015年全球市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美联储加息的落定。美联储何时加息以及加息通道具体形态如何已经不仅仅是美国自身货币政策的选择，更是关系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复苏的头等大事。因此，第五个风险则来自于美联储加息的后续冲击，包括人民币可能的贬值预期。